虽然学习条件比较艰苦，但史贤俊的思想却并不贫穷。少年时代的他思维活跃，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想象。一张报纸、一本连环画甚至村广播站里听来的一首新歌，都令他雀跃。他孜孜不倦地投入了知识的海洋，充分地挖掘身边仅有的条件资源，内心充盈着对外部世界探索的愿望。

　　天道酬勤。史贤俊每年捧回的一沓沓奖状是父母最大的欣慰。

　　1982年，史贤俊念初三。他将十二大的报告背得烂熟于心。当所有的记忆渐渐褪色时，有一句话却始终萦绕在他的脑海里：“八十年代是中国经济打基础的十年，到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将要腾飞。”就因为这一句，史贤俊立志一定要考财经类的大学。高三填志愿时，他的志愿清一色都是财经方面的。

　　由于农村教育水平低，也为求保险，学校领导叮嘱学生别报考含有“天南海北”字样的大学，然而史贤俊恰恰“反其道而行之”，他报的全是北京、上海以及其他一些长江边上的名校。回忆年少时的凌云壮志，他这样解释：“外部因素无法控制，但我能控制自己，只要自己去努力，就一定会成功。这点自信我一直有的。”

　　这里的天空变脸了：自卑？自信？

　　1986年夏天，史贤俊如愿以偿地考上了上海财经大学。开学前夕，他踏上从甘肃开往上海的列车。这是他第一次坐火车，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出远门。

　　然而，一下火车他就傻眼了。灯红酒绿的绚丽，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各种各样的新鲜事物扑面而来，他有些不知所措。这里的一切，都是陌生的，都是超现实的。站在城市的繁嚣中，他怎么也理不出头绪，紊乱的感觉挥之不去。良久，他才想起得先找个地方安顿下来，接应他的学长要第二天早上才到。那夜，在新光旅社，想到出发前父母的千叮万嘱，想到在上海的举目无亲，他一夜没敢合眼，身上仅有的200元钱在胸口捂了一个晚上。

　　前来接应的学长们灿烂笑容和温暖目光很快让史贤俊有了归属感。然而，这个繁华都市与遥远的家乡形成的强烈反差，依旧撞击着他的心扉。

　　在家乡，人们去县城都得步行或者骑自行车，根本没有公交车。而上海的交通却是四通八达，想去外滩、南京路、鲁迅公园都是轻而易举的事。上海的同学们会埋怨车堵，而史贤俊觉得很幸福，即便是堵车，坐在车上看看外面的风景，也是很惬意的！

　　让史贤俊发愁的是自己每月的28斤粮票根本就不够吃(一般40斤才能吃饱)，为了节约钞票，他每次多吃米饭，少吃菜，即使这样，依旧食不果腹。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，城里同学吃饭永远都是那么细嚼慢咽，菜的品种也总有两三个，而2两的饭还吃不完。每当看到他们倒掉剩饭时，总有一种揪心的痛！

　　大学生活中的记忆经常是窘迫的。一双鞋子满是洞眼，苦于没钱买新的，一直坚持穿着。直到大二下半学期，那双鞋彻底宣告“退休”，史贤俊看着破鞋发愁，渐渐地他的眼光就落到了宿舍角落里那双布满灰尘的鞋子上，他已经对它“觊觎良久”了。好久没人去穿它，但那是室友的鞋啊。他犹豫了半天，才小心翼翼地跟那个同学商量能不能借来穿穿。没想到同学很爽快地说：“你穿吧，我不要了。”史贤俊欣喜若狂，宝贝似地擦了一遍又一遍。如今，翻开大学毕业相册，仍能看到当年穿的那双鞋。

　　物质条件、消费观念的反差形成了强烈的对比，史贤俊有些无所适从，甚至感到自卑。平时，城里同学可以花二三毛钱去看电影、买花生米，但史贤俊从来不敢“轻举妄动”，满脑子都是“如果把钱花了，明天吃饭怎么办”？他们说的、玩的他都没听说过，一切都相形见绌，物质条件也限制了同学之间平等交往的机会。

　　在这样的情形下，农村同学很容易走两条路：一是发奋读书，二是向家里要钱，渐渐把家人逼上梁山。史贤俊选择了前者，他没有过多沉溺于巨大反差的失落中，而是不断调整自己，在自卑和自信中寻求一个平衡点。

　　捉襟见肘的事情时有发生，穷困的生活没有压倒他，反而使他更热烈地迎向困难。每天到宿舍楼下卖酸奶、面包、点心；做家教勤工俭学；每学期拿奖学金；向学校申请贷款，所有这些支撑起了史贤俊的大学生活。

　　是金子总会发光。这话一点也没错。人生重要的机会有时就那么一两个，但你抓住了就成功了。而机会也总是给有准备的人。开学初的一个傍晚，史贤俊去办公室找班主任，原本准备去反映自己吃不饱的事情。然而，敲开门的一刹那，他才发现老师召集了班上的几位同学在开会。“真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们在开会，我走了。” 他礼貌地解释。没想到老师叫住了他：“你过来，我们正在商量如何成立班委的事，一起进来讨论吧。”会上，班主任提出要搞一场联欢会，问大家有什么建议。所有的人都沉默时，史贤俊站了起来：“我来谈几点。”他结合中学时策划联欢会时的经验，侃侃而谈。他说得在情在理，其他同学都纷纷点头称是。“很好，很好！”班主任对眼前这位思维敏捷，口齿伶俐的学生大加赞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