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年我们遇到的不仅仅是来自于金融市场的问题，更多是国际政治化的因素太多了。因为中国现在已经发展起来了，成为一个大国了，原来的经济大国就会给你施压。希望你尽量不要跑得太快，尤其像美国、日本、英国、法国、德国这些国家都会有这样的声音。这样就带来了很多压力，所以，我们资本市场从今年开始，除了保障股市能够正常运营以外，大的动作不会有。

　　本报记者：你刚才讲的我们中国金融市场刚刚开放，相比制造业来说中国金融业还是比较落后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中国的金融类媒体现在是什么状况？

　　何世红：金融业媒体可以说是刚刚走到春天的脚步上，刚刚踏上这辆列车。因为金融市场开放，全球资本市场发展到现在这个快速阶段上，金融媒体刚刚走出传统的一些等待服务而到主动服务战场上；再一个要从单一的同质化竞争模式去做多样化的经营形式，必须走这条路。如果不走这条路，肯定会路子越来越窄，肯定会被资本市场或者被市场慢慢挤垮。

　　媒体其实就是一个企业，只不过承担着舆论性质的作用。你必须先要做好舆论工作，然后考虑怎么样做好经营工作，这是媒体当务之急要转换的角色。就像政府一样，以前是一个板着面孔的强制性、管制性机构，而发展到现在必须要变化，变成纯服务机构，这样才能跟上整个国际的形势。

　　本报记者：据说你们在做“电子信用”，而中国的信用体系一直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，你们打算怎么做呢？

　　何世红：美国有四大信用公司，这四大信用公司都是美国非政府组织的上市公司，几乎涵盖了美国方方面面的信用体系。我们国内，可能央行做了这个信用体系，但我们作为第三方做信用体系，模拟美国的做法，可能将来会做得更加市场化和商业化，大家使用的程度会更高一点。我们国家在几年前就提出做信用国家，信用省份，信用城市，打造我们信用机构和信用公民，我们这个系统会在不久的将来完成，叫“中国企业网上金融信用信息查询中心”，我们会给企业在全国做第一个“电子金融信用户口本”，给企业家打造第一个“电子金融信用身份证”。

　　中小企业必须要进入到我们的信用体系里去，我们会随时监控和追踪这些企业。我们要帮助银行信贷部门广泛的寻找信用合作伙伴。同时，我们可以给企业提供贷款咨询，我们可以告诉他们如何写贷款申请书，如何完成贷款资料等。而且，我们知道国家目前关注什么方向的投资，根据企业现有的情况，我们能够帮企业分析什么样的金融机构能给你贷。我们把政策吃透了，各家银行游戏规则也吃透了。我们向银行推荐，他们考察、调研以后，由银行和企业交流，我们还可以做信贷担保。

　　其实银行贷款给中小企业风险不太大。这就像一筐鸡蛋是放在不同的篮子里面，大企业是一筐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，一有风险一篮鸡蛋有可能全部收不回来了，小企业不一样，50个鸡蛋可以放在50个筐里面去，坏了10个，还有40个。

　　另外，对于中小企业，如果你不适合贷款，你有非常好的项目，怎么办？我们的“中小企业投融资中心”能帮助他们找寻投资机构。

　　　企业家与商人的区别

　　本报记者：你说喜欢狼性团队，华为也提倡狼文化，但这导致了许多员工压力很大，出现了不少负面新闻，你没有这方面的担忧吗？

　　何世红：我对狼性团队的理解和任正非不一样。我的狼性团队是打造职业狼性团队，首先要对这个行业里面所有的概念都明白，运用畅通，再一个就是执行力非常强，像狼一样要迅速出击，但要有生态化的工作体制，就是说做事的时候一定要像狼群一样面对，但工作结束后要休闲化的生活，这样不至于把团队搞得很紧张。

　　我们的企业和华为不一样，我们工作几乎可以不在办公室，而是拿一个笔记本直接到海边，游泳累了到岸上，边休息边工作就可以了。我们通过网上在交流，每一位员工都可以跟我直接对话。未来，我们所有人员可能不需要来办公室，从网上可以看到你工作的状态，你甚至可以躺在家里的床上看着电视工作。

　　记者：你好象每一次都是在自己事业做得很好的时候就放弃，开始一个新的事业，然后不断的碰壁？

　　何世红：其实需要放弃的东西，我认为它已经在我开展下一步工作的时候不适合了，我需要调整了。但我认准的事情永不放弃，一直在做着。

　　每走到事业的转折点上时，或者在寻求新的战略上，我的战略调整都很快。

　　大家都知道中国金融网政府的优势力量非常大，政府给了很多外力，因为我们做了很多政府处于矛盾漩涡中的事；金融机构和政府之间处于矛盾的事；政府、企业、金融机构三者处于矛盾的事。中国金融网在发展上就立足找到了金融机构、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一个点，这个点化解不开的时候，我们进入，我们化解了，然后三方都皆大欢喜，所以各方都认可中国金融网这个做法很不错，因为我们始终扮演着一个和平使者而出现。